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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船員"二倍工資"是否享有船舶優先權問題

        來源:世界海運 作者:張偉
        發布于:2021-09-09 共7408字

        船舶優先權論文范文第五篇:探討船員"二倍工資"是否享有船舶優先權問題

          摘要:在船員勞務糾紛案件中, 如確定船員和用人單位之間成立勞動合同關系, 則雙方權利義務必然受到勞動合同法的規范。由此出現海商法和勞動合同法交叉對該法律關系進行調整的現象。審判實踐中, 船員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和海商法第二十二條主張其"二倍工資"應享有船舶優先權。雖然司法實踐尚未形成統一意見, 但船員的該項主張不應得到支持, 船員"二倍工資"不具有享有船舶優先權的法理基礎, 也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違背立法目的。

          關鍵詞:船員勞務糾紛;二倍工資;船舶優先權;

          作者簡介:張偉 (1982-) , 男, 廈門海事法院助理審判員, 二級法官。;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遲緩, 全球進出口貿易遭遇重大發展困局, 反映到航運市場的就是海運運力嚴重過剩, 運價逐年降低, 航運企業經營越發困難。特別是在2015-2016年, 中國航運市場景氣度跌入谷底, 很多中小航運企業接連停產、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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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員是航運企業除船舶以外最重要的生產要素, 船員工資在正常情況下是該類企業優先保障的對象。但近些年很多航運企業經營困難, 停運、破產情況頻頻發生, 早已無力支付船員工資, 因此, 船員勞務糾紛案件受理數在各海事法院近兩三年案件中呈大幅上升態勢, 在一些海事法院一審民事案件中占比近半。而且此類案件一旦出現, 大多為群體性案件, 有些是整船甚至整個公司的船員都來法院起訴。船員勞務糾紛案件能否順利審結已經對海事法院審判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產生重要影響。

          表1為根據最高院大數據平臺統計制作的2016-2017年各海事法院受理船員勞務糾紛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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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2016-2017年各海事法院受理船員勞務糾紛對比表

          各海事法院在審理此類糾紛時仍存在一些不同觀點, 出現不少彼此矛盾的判決, 這些不統一的判決對提升我國海事法院的司法公信力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 因此對該問題需要加以重視并爭取統一司法尺度。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航運企業在未與船員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情況下賠償給船員的"二倍工資"是否享有船舶優先權問題。

          一、當前的司法裁判情況

          截至2018年6月14日, 筆者共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搜索到28份各地法院一審、二審涉及船員"二倍工資"的生效判決書。其中22份生效判決對船員的"二倍工資"是否享有船舶優先權問題進行了明確裁判。具體為:廣州海事法院公布的8份一審生效判決, 均不支持"二倍工資"享有船舶優先權, 裁判理由是"二倍工資"差額和經濟補償金系用人單位因違反勞動合同法而依法向勞動者承擔的帶有懲罰性質的賠償責任, 均非勞動者提供勞動的價值體現, 不具有工資和其他勞動報酬的性質, 應不具有船舶優先權。其余14份生效判決均支持船員"二倍工資"享有船舶優先權, 具體法院有: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1份二審判決, 武漢海事法院11份一審判決, 廈門海事法院2份一審判決。判決理由總體為根據勞動法律所產生的"二倍工資", 依法對產生該海事請求的船舶具有優先受償的權利。船員主張的經濟補償金屬懲罰性的補償金, 不受船舶優先權保護, 其主張不予支持。

          由此可知, 對船員主張的經濟補償金是否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船員工資或其他勞動報酬范疇并享有船舶優先權這一問題, 各海事法院的裁判結果一致, 均持否定的態度;但對船員"二倍工資"是否享有船舶優先權問題存在較大爭議, 裁判尺度不一, 甚至相互矛盾。究其原因, 我認為主要由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對"二倍工資"的表述所導致。由于該部分應由用人單位支付的賠償款帶有"工資"二字, 使得各海事法院對該"二倍工資"是否屬于船員工資或其他勞動報酬范疇出現爭議。

          想要弄清楚這一問題, 就有必要從相關法律規定的淵源和相應立法釋義的角度來進行探討。比如船員工資報酬之所以享有船舶優先權的起源及根本目的, 勞動合同法的相關條文的立法釋義等。

          二、船員工資報酬享有船舶優先權的由來

          我國海商法規定的船舶優先權是指海事請求人依照法律的規定, 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經營人提出海事請求, 對產生該海事請求的船舶具有優先受償的權利。然而, 對船舶優先權做具體定義并非易事。如在"The Father Thomas"1案中, 有一位英國法官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給船舶優先權下一個定義遠比認識它來得困難。"[1]可見, 雖然船舶優先權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已經給被許多海運國家的法律所采用或確認, 但至今大多數海運國家的立法以及有關的國際公約均沒有給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

          船舶優先權是起源于早期海事法和早期商法中的一個概念, 在不同法系中存在并發展了幾個世紀, 是歷史發展的產物, 且仍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中。各國海商法和國際公約中受船舶優先權擔保的海事請求項目往往有以下幾種: (1) 1訴訟費; (2) 為債權人共同利益而發生的費用; (3) 港口規費; (4) 船長、船員的勞動報酬; (5) 救助報酬; (6) 船方共同海損分攤; (7) 清除礙航物; (8) 與船舶營運直接相關的人身傷亡; (9) 與船舶營運直接相關的財產滅失與損壞; (10) 船長墊支。[2]

          為了平衡海事請求權人和船舶貸款人之間的利益, 船舶優先權項目呈逐漸減少的趨勢。但無論船舶優先權項目如何變化, 船員工資報酬這一項目始終在船舶優先權的法律規定中占據重要位置且越來越突出。我國海商法就把該項目作為船舶優先權規定中的各條款首項以突出其地位, 這與國際立法趨勢是相符的。"即使船上只剩下一枚釘子, 海員也應被償付。"[3]

          船員工資報酬是如何被確定享有船舶優先權的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英國審判實踐以及海事立法進行歷史性的考察。

          16世紀末期, 以優先權 (lien) 為基礎確定船員工資可以對抗船舶的審判實踐在英國初見端倪。1597年"Johnson v.The Black Eagle"案的判決中, "工資 (wages) 、必需品 (necessaries) 、債務和抵押 (debts and bottomry) "可以直接對抗船舶。該案中出現了運用優先權 (lien) 的基本證據, 本案之后, 優先權 (lien) 理論逐漸成為確保船員利益的基本原則。2然則所有權利的產生與發展必然需要經過時間與實踐的雙重成長, 在此后近兩個世紀的發展中, 審判實踐對船員工資優先權理論的討論與爭議從未斷絕。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發展, 船員所享有的該種權利才在1 8 5 1年"T h e B o l d Bcuulugh"案中得以以船舶優先權 (maritime lien) 此種現代表達方式出現, 用以表達此種能夠對抗船舶 (against the ship) 的權利。至19世紀初, 該種權利才獲得普遍的認可, 擺脫諸種爭議。3至此, 船員工資優先權的制度得以確立。

          英國司法實踐普遍認為, "船員工資優先權中, 船員的擔保權利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 (consideration of public policy) 和船員為船舶提供服務 (service to the ship) 的法理解釋 (jurisprudentially explained) ".4對于普通船員的此種態度在1822年的"The Juliana"案中即已有所表述。英國學者認為, 這體現出對人性的關懷, 而且還展示了英國法院在審理此種案件時的態度。在此種態度下, 英國法院將其認為應當著重保護的并且具有特殊責任應當保護的普通船員的地位提升到了"受偏愛的當事人" (favoured litigant) 的地位。5

          由于船員自身素質以及船員工作的特殊性、高風險性以及艱苦性, 英國法院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船員為船舶提供服務的基礎, 兼顧對人性的關懷, 將船員定性為司法下"受偏愛的當事人", 賦予了船員工資以優先受償的權利?梢钥闯, 在該制度的產生及發展過程中, 船員為船舶提供服務為權利的產生設立了基礎, 公共政策為權利的產生提供了形式保障, "受偏愛的當事人"的性質為權利的產生設立了道德保障。[4]

          公共政策的考量在船員工資優先權理論發展之初支撐其理論得以建立, 進入20世紀以來, 隨著船員權益提高之呼聲的高漲, 船員工資優先權在英國本土以及國際范圍內, 其權利本質除了保護船員工資收入、維護船員基本生活的公共政策之外, 更是被加入了弱者保護的基本人權理論內涵。

          船員在船工作危險系數高, 又長期處于封閉的環境里, 造成船員在船工作壓力大, 而且船員相對于船東、貨主、船舶貸款人處于絕對弱勢地位, 若不加強對船員合法利益的保護, 必然會造成航運業從業人員的流失, 從而影響航運業的發展。因此, 船員工資報酬享有船舶優先權就成為船員合法權益的保護神。如何正確適用船舶優先權規定保護船員合法權益, 同時又要避免因對船員利益的過度保護而損害了擔保債權人及普通債權人的利益, 這是我們在司法實踐中需要權衡的問題。

          三、船員"二倍工資"不應享有船舶優先權保護的原因分析

          船員"二倍工資"之所以不應享有船舶優先權保護, 我認為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船員"二倍工資"是否屬于船員工資報酬的范疇;勞動合同法規定的"二倍工資"應有的性質及其立法目的;將"二倍工資"納入船舶優先權保護所產生的法律效果。

          1. 船員"二倍工資"并不屬于船員工資報酬的范疇

          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是準確界定適用船舶優先權的船員工資報酬的范圍。由于各國海商法關于船舶優先權的規定存在較大差別, 尤其是關于船舶優先權涉及的項目與范圍, 同時海上貨物運輸又是涉外性較強的產業, 各國法律規定的不同易引起各國間經濟利益的沖突, 為了緩和船舶優先權的法律沖突, 國際公約就應運而生。在船舶優先權領域, 先后產生了三個國際公約, 即《1926年統一船舶抵押權與優先權若干規定的國際公約》 (下文簡稱為《1926年公約》) 、《1967年統一船舶優先權與抵押權若干規定的國際公約》 (下文簡稱為《1967年公約》) 、《1993年船舶優先權與抵押權國際公約》 (下文簡稱為《1993年公約》) .

          關于船員工資報酬船舶優先權內容, 《1926年公約》規定:船長、船員和船上其他雇傭人員的雇傭合同所引起的請求;《1967年公約》規定:應付給在船上任職的船長、高級職員及其他船員的工資及其他款項;《1993年公約》規定:船員工資報酬船舶優先權內容為船長、高級職員和其他船上在編人員由于在船上任職而應得到工資和其他款項的索賠, 包括遣返費用和應為他們支付的社會保險費?梢钥闯, 國際公約對船員工資報酬船舶優先權規定愈加明確清晰。我國海商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 項的船員工資報酬船舶優先權內容采納了相關國際公約的規定, 具體內容為:船長、船員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編人員根據勞動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勞動合同所產生的工資、其他勞動報酬、船員遣返費用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給付請求。

          根據國際公約和我國法律規定, 能夠享有船舶優先權的船員權益除船員遣返費用和社會保險費用之外, 即各種工資、獎金報酬等與船員在船任職相關的各項報酬福利, 統稱"船員工資報酬".那么勞動合同法上第八十二條規定的用人單位支付的"二倍工資" (以下簡稱"二倍工資") 是否屬于船員工資報酬范疇呢?我們應先從相關法律條文的立法釋義的角度來進行明確。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釋義 (第2版) 》 (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釋義") 中對勞動合同法第十七條的釋義:"勞動報酬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定勞動關系后, 因提供了勞動而取得的報酬。勞動報酬是滿足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來源, 也是勞動者付出勞動后應該得到的回報。因此, 勞動報酬是勞動合同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勞動報酬條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工資分配制度、工資標準和工資分配形式; (2) 工資支付辦法; (3) 加班、加點工資及津貼、補貼標準和獎金分配辦法; (4) 工資調整辦法; (5) 試用期及病、事假等期間的工資待遇; (6) 特殊情況下職工工資 (生活費) 支付辦法; (7) 其他勞動報酬分配辦法。勞動合同中有關勞動報酬條款的約定, 要符合我國有關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從前述內容可以看出用人單位應支付的"二倍工資"并不屬于船員因在船任職而取得的勞動報酬 (即工資報酬) 范疇。

          根據前面章節所述的船員工資報酬取得船舶優先權的歷史進程, 可以看出此種權利的取得基礎除了法院對他們的公共政策之外, 主要還基于他們參與航運冒險事業在船舶上進行的服務 (即為船舶提供服務) .國際公約中也同樣規定了"在船上任職"的基礎條件。而"二倍工資"則是直接來源于我國勞動合同法的規定, 這與船員工資報酬享有船舶優先權中的基礎條件是不符的。

          2. 勞動合同法規定中"二倍工資"應有定性及其立法目的

          至于該"二倍工資"的性質, 我們仍然可以從立法機關相關釋義中找到答案。"勞動合同法釋義"中對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的釋義中明確:"對于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1個月不滿1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以及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違法行為, 本條規定了一種懲罰性的民事賠償責任, 即應當向勞動者支付二倍的月工資!舜, 勞動合同法為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對用人單位故意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者拖延簽訂勞動合同, 以及故意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違法行為, 規定了'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這樣一個懲罰性的賠償制度, 用于懲罰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 同時也是督促用人單位盡快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 從而保護作為弱者一方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維護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

          由此可以看出:"二倍工資"其實質是一種懲罰性賠償責任, 懲罰的對象是故意不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 立法目的是督促用人單位盡快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

          3. 將"二倍工資"納入船舶優先權保護所產生的法律效果

          所謂懲罰性賠償, 又叫做懲戒性賠償, 它指的是對受害方的實際損失予以補償性賠償之外的賠償, 通常是因為侵權方的一些特殊的不當行為所致。懲罰性賠償是一項很古老的制度, 它在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普通法系國家, 如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加拿大等都得到了廣泛的適用。實施懲罰性賠償, 是為了懲罰和阻止一些特定的行為, 特別是故意或惡意所致的行為。此外, 懲罰性賠償還可以疏導受害人的憤慨情緒, 防止受害一方因為侵權方的惡意侵權而采取一些"以牙還牙"的報復行為, 全面補償受害人所遭受的物質和精神損失。我國在1993年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時首次借鑒并加以采用。

          那么不將"二倍工資"納入船員優先權保護范圍是否減輕該條款對用人單位的懲罰力度, 降低對用人單位的督促效果呢?我認為是否定的。在前面章節已經分析過, 船舶優先權僅是優先于擔保債權和普通債權受償的權利, 它所對抗的是用人單位的其他債權人, 而不是用來對抗用人單位本身。不將其納入船舶優先權保護范圍并沒有減輕用人單位應承擔的賠償責任, 也不影響該法條對用人單位的督促效果;反之, 若將"二倍工資"納入船舶優先權保護范圍, 在用人單位的財產不能夠足額賠償對外債務時, "二倍工資"即可優先受償, 其他債權能夠獲得賠償的數額就會相應減少。此時, 該項規定的懲罰對象就由用人單位變成了用人單位的其他債權人, 這是與該項法律規定的立法目的相違背的。

          眾所周知, 當前的航運企業運營環境差, 經營虧損、破產倒閉時常發生, 當某個企業出現因無法支付船員工資而導致船員勞務糾紛時, 大多已經是資不抵債。此時, 如何正確適用船舶優先權規定保護船員合法權益, 同時又要避免因對船員利益的過度保護而損害了擔保債權人及普通債權人的利益是擺在各審判人員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題, 需要有智慧地做好價值權衡。作為弱勢群體的船員, 其應有的勞動報酬固然需要優先保障, 從而避免其陷入生活困頓, 但把握合理的限度也同樣重要, 以避免過多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有損航運業的發展。

          而且, 我們在司法實踐中也時常會發現船員勞務糾紛的虛假訴訟。由于是否簽訂勞動合同只有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最清楚, 一些船東企業在企業經營困難時為了降低支付給銀行及其他融資人的債務比例, 存在串通船員利用船舶優先權規定進行虛假訴訟的情形, 其中"二倍工資"就成為這類虛假訴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訴求。在這類案件中, 法院查明是否存在書面勞動合同的難度很大, 虛假訴訟的定性非常艱難, 承辦法官即使有所懷疑, 能采用的手段也很有限。

          4. 船員"二倍工資"與船舶優先權的屬性不同, 產生依據也不一樣

          船舶優先權的設立是為保證因當事船舶所產生的海事請求權能夠順利獲得受償, 其擔保的海事請求權主要是為當事船舶能夠順利進行運輸作業提供基礎條件, 其本質屬性是為特定的幾種海事請求權 (包括合同之債和侵權之債) 提供一種法定的擔保。而船員"二倍工資"則是因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而產生的一種法定的不利后果, 即懲罰性賠償。因此兩者法律屬性有本質區別, 所產生的法理依據也不相同, 法律后果也不應當相同。

          總之, 將"二倍工資"納入船舶優先權保護既違背勞動合同法相關法條的立法目的, 也是對船員工資報酬范圍的過分擴大。同時, 對船員利益過度保護, 損害了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其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的法律效果也并不理想, 并且還增加了當事人利用船舶優先權進行虛假訴訟的風險。

          筆者認為, 無論從"二倍工資"的性質和立法目的角度, 還是從船舶優先權的取得基礎、各權利人的利益平衡等角度來思考, 船員"二倍工資"的都不應享有船舶優先權的保護。目前, 各海事法院針對該問題還未形成統一的裁判尺度, 在法院與法院之間和法院內部各審判員之間爭議都較大, 這對海事審判工作產生了不利影響。建議最高人民法院盡快出臺相關指導意見或指導性案例, 統一裁判尺度, 避免因此影響了海事審判工作的司法公信力。

          參考文獻

          [1]司玉琢。海商法專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29.

          [2]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60.

          [3]張輝船舶優先權法律制度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5:112.

          [4]劉宇。船舶優先權視角下的船員權益問題研究[D]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2015:16.

          注釋

          1 See Lloyd's Rep.1979 (2) , p.364.

          2 (1) D.R Thomas, Maritime Lien.London Stevens&Sons.1980, p175;轉引自劉宇。船舶優先權視角下的船員權益問題研究[D].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2015:15.

          3 (2) D.R Thomas.Maritime Lien.London Stevens&Sons, 1980, p175;轉引自劉宇。船舶優先權視角下的船員權益問題研究[D].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2015:15.

          4 (3) [1893]A.C.38;轉引自王恒斯。船員之工資優先權研究[D].大連:大連海事大學, 2013:6.

          5 (4) The Fairport (No.2) [1966] 2 Lloyd's Rep.7;轉引自劉宇。船舶優先權視角下的船員權益問題研究[D].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2015:16.

          6 (1) 關于增設該條規定的具體理由, 詳見孫思琪:《〈海商法〉修改增加規定郵輪旅游之研究》《中國海商法研究》2018年第3期, 第31-32 頁。


        作者單位:廈門海事法院
        原文出處:張偉.船員“二倍工資”能否適用船舶優先權規定分析[J].世界海運,2018,41(12):43-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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