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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與戴震有關《詩經》詩意的認識對比

        來源: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作者:蘇笑
        發布于:2021-09-07 共6454字

          摘    要: 學界對朱熹與戴震二人關于《詩經》的研究尤為重視。但是,學界多是從文獻訓詁等方面對二人的治詩特點進行研究,對二人關于《詩經》詩意的探討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較少。從戴震《詩經》研究的取徑與變化、戴震與朱熹二人主要的思想傾向等對二人關于《詩經》詩意的探討進行比較,能較清晰地看出二人對于《詩經》詩意的態度。

          關鍵詞 :     戴震;朱熹;詩經學;比較研究;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by ZHU Xi and DAI Zhen. However, most of th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ir poetic feat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literature exegesi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their poetic ideas are still few.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is issue. The paper compares the research on the poetic flavor of The Book of Songs by ZHU Xi and DAI Zhen where we focus on the approaches and changes of DAI Zhen's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main ideological tendencies of DAI Zhen and ZHU Xi. From this paper, we can clearly see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etic flavor of The Book of Songs.

          Keyword: DAI Zhen; ZHU Xi;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comparative study;

          宋代的朱熹與清代的戴震都是為研究《詩經》傾注極多心血的大家。朱熹去世前一年即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仍在修訂《詩集傳》,F有學者認為,《毛詩》與《詩集傳》是《詩經》研究學史上最為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兩部作品[1]。且不論這種說法是否全然合理,但足見《詩集傳》這本關于《詩經》的研究著作的重要性。戴震亦是清代研究學史上學問大家,在訓詁上用力極深。在他的《毛詩補傳》《毛鄭詩考正》《杲溪詩經補注》三部研究《詩經》的著作中,訓詁亦是重要特色,這一點前人已多有論述,并就此亦與朱熹做過比較,在此筆者便不再多加論述。在戴震的這三本著作中,《毛詩補傳》對于《詩經》的所有詩篇都進行了注解,《杲溪詩經補注》則只針對“二南”,《毛鄭詩考正》則專注于訓詁。所以,本文以《毛詩補傳》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朱熹與戴震關于詩之意的探討進行了比較。

          一、二人的治詩方法

          關于二人的治詩方法,學界多從訓詁與文字學等方面進行討論。學界主要討論了二者在注校原則、文字訓詁等方面的不同,但未討論二者不同的治詩方法對探討詩意時的影響。

          (一)簡潔明思與有一說一

          在《詩集傳》問世之前,《毛詩傳箋》與《毛詩正義》是最為權威的解詩作品,這兩部作品把漢代的解詩風氣表現得淋漓盡致。例如,在對《衛風·伯兮》中“殳”字的解釋中,《毛詩正義》用了839個字。但是,《詩集傳》僅僅解釋了這個字的表層意義——“殳,長丈二而無刃”[2]61,只用了7個字就完成了對此字的釋疑。同樣,在《召南·小星》這篇作品中,《毛詩正義》對作品的第一章“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一句中的“三五”一詞,用了490個字來解釋該詞的表面意義以及他所認為的隱含意,而在《詩集傳》中,朱熹只用“三五,言其稀”5個字就完成了對該詞的解釋[3]。細看《毛詩正義》和《詩集傳》對同一處的不同注釋,可以發現,前者用語繁復,其不僅僅解釋該詞的意思以及放置此句中的意義,同時,還附會解詩者所認為的詩作背景和詩作意義。整體觀覽《詩經》可知,眾詩歌的節奏與創作手法有明顯的不同,作詩者也并非同一人,如果說眾作者都有諷諫上政的意圖,似為不妥。而朱熹的這種簡潔明了的注釋方法既可以使學習者更好地理解、閱讀作品本身,也給學習者留下了較為自由的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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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以《衛風·伯兮》與《召南·小星》為例,再看戴震的治詩方法!睹娧a傳》對《衛風·伯兮》第一章“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敝械摹办弊鋈缦陆忉專骸懊珎鳎骸,長丈二而無刃!盵4]203此處,戴震對《召南·小星》一篇中的“三五”一詞,沒有做任何解釋。戴震解釋了“殳”卻沒有解釋“三五”,并非因為后者較于前者更為通俗易懂,而是如果不對“殳”進行解釋,將會影響讀者對整句話的理解,但不解釋“三五”一詞,并不會產生同樣的閱讀障礙。同時,應該注意的是,戴震在對字進行訓詁時,并未選擇《說文解字》[5]中的解釋,而是截取了《毛傳》的一部分。此篇并非個例,《毛詩補傳》中絕大多數都是這種釋疑方法?梢,戴震解詩雖以訓詁為主,且把訓詁作為解詩的著力點[6],但也并非全然著力于訓詁,而忽視了詩本身的體裁形式。

          將戴震的解釋與朱熹的解釋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在解釋“殳”字時,戴震比朱熹多了“毛傳”二字。朱熹雖反對漢儒煩瑣的解經風氣,但是其對名物解釋亦是多加引用;戴震在引用前注明出處,更是表明了他實事求是的學者精神。對《召南·小星》篇“三五”一詞,戴震卻沒有作出解釋,而朱熹卻寫著“三五,言其稀”。顯然,“言其稀”是朱熹自己對這句詩的理解,由于并未看到相關材料可以引述證明,戴震便把此處作為實寫,沒有對這一詞語作出解釋,雖說實事求是,但這種有一說一的釋疑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讀詩的趣味。

          (二)感性解詩與理性辨物

          朱熹對《詩經》本體的思考貫穿于整部《詩集傳》之中。他在解詩的過程中,除了對字詞做音意訓詁之外,還通常會在每章后面寫上自己對該章的理解,有時是對整章詩歌的串讀;亦有對詩作背景的梳理。但后者大多來自《毛詩序》。譬如《衛風·氓》的第一章之后有這樣一段解釋:

          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余,而不免于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使雖以欲尓迷后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何不戒哉![2]57

          在這一段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發現,前三句是對這一章的核心內容進行梳理,同時也寫出了朱熹對詩作作者想要表達的情感的領悟。第四句到第六句是朱熹本人對該詩的現實意義的思考。在這里,朱熹不僅僅關照了女性,還引申出世間所應共同明白的道理或是遵守的規則——一著不慎,便會身敗名裂?梢哉f,在這一章中,朱熹把自己對詩作的理解與思考表達得淋漓盡致,既可以看出他對“鄭聲淫”的闡釋,又可以看出他個人的價值取向。不僅是這一首,朱熹的這種解詩傾向在《詩集傳》中隨處可見,譬如《王風·黍離》的第一章后,同樣有一段朱熹自己的話: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嘆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2]137

          《王風·黍離》是一首傷懷亡國、懷念故國的詩作。在這一段評述中,朱熹先是提到了詩作的背景。第一句幾乎是以作者的眼光來描述其所見以及當時的心理狀態。第二句朱熹解釋了賦與興手法在這一章中的運用。第三句是朱熹自身對主人翁所思所想的理解。最后一句是朱熹對這一章詩旨的總結。同樣是朱熹的評述,但這一章的評述與上面所提到的對《衛風·氓》第一章的評述又不全然相同,相同之處在于,二者都有對詩作本身的串講,不同之處是前者用了很大的篇幅談自己的體悟,其實是借此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認知與價值取向,同時也對世人行事進行告誡;而后者則僅僅是站在作者或是詩作主人公的立場上去感受當時的心境與亡國的傷懷。朱熹對這兩篇詩作的解釋,針對點和立足點不同,表明了朱熹針對不同的題材有不同的解詩風格。

          再來對比戴震的做法。同樣是上文所列舉的兩首詩,第一首詩第一章的解釋部分,戴震除了引用了《毛傳》和《鄭箋》之外,還引用了朱熹的《詩集傳》,具體內容如下:

          《集傳》蚩蚩:無知之貌。震按:貿:交易也,淇水逕頓丘西北!稘h志》:東郡有頓丘,邑以丘名。[4]198

          從此處可以看出,戴震與朱熹是全然不同的解詩風格,他既不對詩歌的主要內容進行梳理,又不借此宣傳可以昭告世人的道理,只是純粹的解詩,不摻雜任何情感。在《王風·黍離》中也表現出了這樣的傾向:

          震按,粘者為黍,不粘者為稷。稷,古謂之粢,或謂之穄。郭璞云:今江東呼粟為粢。刑昺謂:粢、稷、粟一物。不察之論也。[4]207

          此處雖與上者一樣都未對詩意與詩旨進行闡發,引述的內容也僅僅是為訓詁服務,但是,此處戴震對刑昺的說法進行的評述,卻也只是說他沒有經過精確地考察而得出不正確的結論,與詩作本身沒有必然的關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并非在所有時候都不言及詩歌本身,這只是針對大多數解詩篇目而言,并不能囊括全部。

          譬如在《邶風·柏舟》中便有一些關于詩歌本體問題的闡述,是以不能一概而論。

          二、二者解詩的主要思想傾向

          朱熹生活的宋代,正是理學高度繁榮的時期,這種時代風氣也對學者的學術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朱熹本身亦是理學大家,宋學對他的研究的影響不言而喻!耙娬f”便是他的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而戴震生活在清代,當時,在多種因素作用下,許多文人閉關讀書,致使考據學盛行。同時,有更多的學者在治學之時對漢學和宋學均多有吸收,更有學者高舉復古大旗,主張向漢儒多加學習[7]。至此,朱熹的《詩集傳》不再在《詩經》學史上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更多的學者有了崇漢儒的傾向,戴震便是其中一位。

          (一)以理為綱與尊孔崇孟

          朱熹本人反對學者在論詩時接受《毛詩序》的影響,他本人就是廢《毛詩序》的代表人物。他對《毛詩序》以美刺言詩進行批駁,對他傳會書史進行指斥,同時也批判了《毛詩序》斷章取義[8]。他雖然反《毛詩序》,但仍然會或多或少的受到《毛詩序》的影響,相對《毛詩序》強調后妃之德,他的側重點則是在順應天理、修養心性。在具體的治詩方法上,《詩集傳·序》中寫道:

          “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齡此矣!盵2]2

          朱熹的這段話清楚地表現出他“以《詩》解《詩》”的思想傾向。而這種解詩的方法,也正是為他要闡釋天理而服務的。他曾說:“讀《詩》正在于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盵9]在具體的解詩過程中,他也把自己的這種解詩方式表現得淋漓盡致,例如,在《召南·野有死麕》一詩中,朱熹在詩的最后注: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姑徐徐而來,勿動我之帨,勿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2]20

          第一、二句解釋詩句的意思,第三句是其對這句詩核心思想的理解,最后一句是其對整句詩的意義的闡釋。朱熹在對這首詩第一章的解釋中雖也提到了文王教化,但也只是作為對該詩主旨的參照,并未有確定之辭。此確是朱熹本人對該詩的理解與闡發。從這可以看出,朱熹從詩句本身意義出發,分析了女子的行為狀態,雖未直接出言褒獎,但此詩雖亦是講男女相遇,并未被朱熹歸于“淫詩”的范疇,可見,此詩是符合天道倫理,讀之可以修養身心的詩。

          與朱熹不同,戴震論詩雖不反對《毛詩序》,但他論詩時極其強調禮儀教化,以孔孟之道為論詩的主要思想,同樣以《召南·野有死麕》為例,戴震對此詩作此解釋:

          于野有死麕,見女子有不可犯之容也。懷春者,設言女之情;誘之者,托言己之類;如玉者,悅其色之美。脫脫者,敬其度之壯。其吉士好色而不至于淫,其女子含貞而不可犯干。[4]156

          從該解釋可以看出,戴震既沒有強行地去給此詩強加歷史背景,也沒有以一己之好惡加以評判,而是根據詩句進行合理的推衍,再由得出的詩句本身的意義得出符合儒教的結論,從而回應自己論詩的主題思想。

          從上述對比中可以看出,二者論詩歌,都有對詩之意的探討,但二者論詩都為闡釋自己所尊崇的思想服務。前者說詩以符合倫理綱常,語言中常常流露出理學家的色彩,但是過度的求“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詩歌本身的美感。后者從儒學教化的角度出發,在分析詩歌中常常更加注重詩歌的教化作用,從而解讀出其中感發人心的力量。相對朱熹而言,戴震的解詩更顯客觀。但二者都能從詩意出發去解讀詩歌本身,而非強行附會歷史,相對前人解詩,無疑是一大進步。

          (二)淫詩說與思無邪

          朱熹的“淫詩說”可以說是他論詩主題思想的集中體現?鬃釉唬骸班嵚曇!敝祆湔J為,聲樂合一,“淫聲”即是“淫詩”,可謂很好地繼承了前人的觀點[10]。他將鄭風與衛風中很多關于男女婚戀的詩指斥為“淫詩”,對其中的女主人公,則呼之為“淫女”。例如,對《鄭風·萚兮》中“萚兮萚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敝祆渥⒃唬骸按艘~。言萚兮萚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盵2]83

          從上例可見,朱熹把該詩解做葉子凋零起興,以興女子邀男子一起唱歌。主題便是男女相會的淫詩。朱熹的這種解詩態度不僅僅是在這一首中有所體現,在《鄭風·山有扶蘇》《鄭風·狡童》等作品中亦都有體現,可見并非個例。朱熹的這種解詩態度與解詩風格把他所推崇的理學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反觀戴震對這首詩的解釋,就可以看出與朱熹全然不同的解詩態度與解詩傾向。

          戴震在該詩最后注:

          “鄭人望諸大夫之能定君者也!盵4]250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戴震既沒有對詩歌的內容進行分析,也沒有對主人公的行為進行評述,也沒有拉拉雜雜的牽涉本詩的背景,只是說了一下這首詩的創作意義。他極其反對“淫詩說”這一觀點,認為《詩經》的主旨應為“思無邪”,其中的作品都是用以諷刺時政,正社會風氣的。關于他本人的解詩態度,他也曾多次論述,譬如:

          余私謂《詩》之辭不可知失,得其志可通乎其辭.作詩之志愈不可知矣,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通乎其志。[4]125

          戴震這樣的思想態度在注解其他詩中也有所表露,在此就不一一贅述。由此可得,對《詩經》中的愛情婚戀詩,朱熹與戴震二人持截然相反的態度。而這一差異的根源,實則是漢宋經學之間的差異。

          (三)二者對“賦比興”的不同態度

          “賦比興”是《詩經》的主要表現手法。但是,學界歷來對每句詩所對應的表現手法爭議不斷,這種爭議與不同的學者所處的學術背景有關。鄭玄對“賦比興”的理解多與政治教化相連[11]65,而相比于鄭玄,朱熹對“賦比興”的注解就簡單很多[11]4。朱熹把“賦比興”解釋為表現手法,即類似于當下對“比喻、排比”等表現手法的解釋。這樣解釋既便于讀者理解,又可以讓其很好地為自己解釋詩歌服務。同時,每個學者對“賦比興”的重視程度亦有不同。朱熹對“賦比興”較為重視,在解詩的過程中,每篇每章之后都會標注其所用的表現手法,例如,《秦風·黃鳥》第一章后有如下注釋:

          興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也;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2]227

          從此處釋疑可知,朱熹認為,該詩“交交黃鳥”一句為起興之語,而之后的“子車奄息”將要為秦穆公陪葬則是作者主要表現的內容,“交交黃鳥,止于棘”正是作者所見之景,下文是所感之事?梢,朱熹在分析詩作者對“賦比興”表現手法的運用時,還是結合詩歌的本身意義加以闡述的。但相比于朱熹,戴震對此不甚重視,亦沒有傾注過多的精力。在戴震的解詩作品中,幾乎沒有對“賦比興”的標注,亦沒有對其進行解釋,上引《秦風·黃鳥》篇正是如此。

          三、結語

          本文從朱熹與戴震治詩的基本方法以及二人主要的思想傾向兩個方面討論了二人對詩之意的探討方法與研究態度。通過研究二人對詩之意的探討,可以更好地理解詩經學的發展脈絡,亦能對更好地閱讀《詩經》、理解經典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

          參考文獻

          [1]胡玉立經學視域下的方玉潤《詩經原始》研究:以與《毛詩》《詩集傳》 的比較為中心[D]廣州:中山大學, 2020:16-17.

          [2]朱熹詩集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7.

          [3]莫礪鋒朱嘉文學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58.

          [4]戴震戴震全書[M].合肥:黃山書社, 2010.

          [5]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 2013:119.

          [6]榮國慶《詩經》詮釋史研究[D].太原:山西大學, 2017:205-206.

          [7]戴維.《詩經》研究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501.

          [8]趙瑩“思無邪"闡釋史與詩學思想探論[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20:29-30.

          [9]黎靖德朱子語類:第8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2086.

          [10]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 2012:1655.

          [11]郭紹虔中國歷代文論選:第1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原文出處:蘇笑.朱熹與戴震對《詩經》詩意的態度比較[J].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1,20(03):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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