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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社會資本探討影響人們吸煙的要素

        來源:中國社會醫學雜志 作者:陸文靜,秦洋,劉彩
        發布于:2021-09-10 共6270字

          摘    要: 目的 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分析居民吸煙的影響因素,為進一步完善控煙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方法 采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篩選出123 792個有效成人樣本,運用Logi回歸模型進行吸煙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 我國居民吸煙率為29.54%?刂迫丝趯W特征、社會經濟狀況和健康狀況變量后,社會互惠(OR=1.14,P<0.001)、社會公平認同(OR=1.25,P<0.001)和社會參與(OR=1.14,P<0.001)對居民吸煙行為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社會網絡(OR=0.84,P<0.010)能抑制吸煙行為發生。結論 提高社會公平認同感、參與社會網絡,有助于改善我國關系型社會背景下吸煙率居高不下的現狀,應將社會資本因素納入控煙政策考量,使得控煙政策更具針對性。

          關鍵詞 :     社會資本;居民;吸煙;

          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moking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y.Methods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data were used to screen 123 792 valid adult samples, and Logi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oking behavior.Results The smoking rate of Chinese residents was 29.54%.After controll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variables, socioeconomic status variables, and health status variables, social reciprocity(OR=1.14,P<0.001),social fair identification(OR=1.25,P<0.001),and social participation(OR=1.14,P<0.001)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smoking behavior, while social networks(OR=0.84,P<0.010)could inhibit the occurrence of smoking behavior.Conclusion Improving social equ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help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 smoking rates in China's relational society.Social capital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o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y to make it more targeted.

          Keyword: Social capital; Residents; Smoking;

          截至2018年,我國現有吸煙人數超過3.6億[1],每年因吸煙相關疾病所致死亡人數超過100萬,如對吸煙流行狀況不加控制,至2050年每年死亡人數將突破300萬[2]。雖然我國已陸續出臺控煙政策,但有報道指出人群吸煙水平僅有微弱下降[3]。作為傳統的關系型社會,我國鮮有學者將社會背景與吸煙行為相結合,而社會關系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體現[4],會對吸煙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為建立、維持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擁有更高社會資本的個體更傾向于吸煙。國外學者早在2003年就開始對社會資本與吸煙進行研究[5,6,7,8],且提出MPOWER(M:監測煙草使用與預防政策,P:保護人們不接觸煙草煙霧,O:提供戒煙幫助,W:警示煙草危害,E:執行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的規定,R:提高煙草稅)系列控煙政策[9]。因此本文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從社會資本角度入手,探究我國居民在關系型社會背景下吸煙行為的影響因素,為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控煙政策提供實證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和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等機構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該調查覆蓋了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105個縣(區)和416個行政村居,從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面反映我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CFPS為兩年一期的跟蹤調查數據,問卷中對樣本個體的社會資本狀況、吸煙行為、健康狀況均有詳細的調查,因此,本文選用CFPS 2016成人問卷進行分析,將含有缺失值的樣本刪去,最終獲得123 792個有效成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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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變量選取與賦值

          本文采用吸煙與否作為因變量(是=1、否=0),自變量分為社會資本因素、社會經濟狀況因素和健康狀況因素。

          采用社會信任、社會互惠、社會公平認同、社會網絡和社會參與對社會資本進行衡量。選取成人問卷中“請您對鄰居的信任程度打分”來反映社會信任,分值為0~10分,并表示信任程度由低到高;社會互惠側重從個體利益層面刻畫個體獲得社會支持的力度或概率[10],選取“如果您需要鄰居幫助,您覺得會有人幫忙嗎?”來測量(一定沒有=1、可能沒有=2、說不準=3、可能有=4、一定有=5);社會公平認同是成年人壓力的來源之一,社會壓力是導致吸煙行為的原因之一。選取“過去12個月中,您是否(親身經歷)因貧富差距而受到不公正對待?”來測量(是=1、否=0);將“是否是共產黨員”作為社會網絡的測量指標(是=1、否=0);選擇家庭禮金支出作為衡量社會參與的標準,取自然對數。

          社會經濟狀況指標由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別指標來衡量: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1、大專=2、大學本科=3、碩士及以上=4)、職業類別(無工作=0、農業打工=1、非農散工=2、自家農業生產經營=3、受雇=4、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其他自雇=5)、工作總體滿意度(非常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比較滿意=4、非常滿意=5);健康狀況作為吸煙的重要影響因素,采用自感健康狀況(不健康=1、一般=2、比較健康=3、很健康=4、非常健康=5)、健康變化情況(更差=1、沒有變化=3、更好=5)、病傷程度(更差=1、沒有變化=3、更好=5)、是否有慢性病(是=1、否=0)、鍛煉次數以及心理狀態來表示。其中心理狀態采用CESD量表進行測量,使用百分位數等化方法生成分值。同時,納入以下人口學特征變量作為協變量:性別(男性=1、女性=0)、年齡、居住地(城鎮=1、農村=0)、BMI體質量指數(偏瘦=1、正常=2、偏胖=3、肥胖=4、重度肥胖=5)、婚姻狀況(未婚=1、已婚/同居=2、離婚/喪偶=3)來描述。

          1.3、 統計分析方法

          運用Stata 15.1軟件進行數據整理與分析,單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t回歸模型,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Logit(P|yi=1)=α1+β1x1+?+βixi+γi+εi,

          其中,i表示居民個人,yi為吸煙與否(0,1虛擬變量),xi為吸煙行為的影響因素,βi為對因變量系數,α1為常數項,γi為不可觀測的影響因素,εi為殘差項。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人口學特征

          123 792名調查對象的平均年齡為46.70歲,其中吸煙居民為35 335人,占比29.54%;男性吸煙者為33 723人,占比95.44%;女性吸煙者1 612人,占比4.56%。由此看出吸煙行為的性別差異較大。見表1。

          2.2、 吸煙行為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吸煙行為在社會人口學因素、社會經濟狀況因素、健康狀況因素、社會資本因素方面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社會資本視角下居民吸煙行為多因素分析

          以吸煙與否作為因變量,以社會資本、社會經濟狀況、健康狀況和人口學特征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社會資本對居民吸煙行為的影響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具體來說,社會互惠程度高的人群吸煙行為發生比是社會互惠程度較低人群的1.14倍,認為社會存在不公的人群吸煙行為發生比是正常人群的1.25倍;以黨員作為社會網絡的變量衡量社會資本,顯著降低了吸煙行為發生的概率。在控制其他變量情況下,身處社會網絡中的人群吸煙行為的發生比降低了16%,社會參與程度越高的個人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也相應產生更大概率的吸煙行為。見表3。

          表1 調查對象一般人口學特征 例(構成比/%)

          表2 我國居民吸煙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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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學特征、社會經濟狀況、健康狀況作為控制變量,也對居民吸煙行為起到了顯著影響。男性吸煙的發生比是女性的46.48倍;BMI指數越高吸煙概率越;與未婚人群相比,已婚/同居者更傾向于吸煙,是未婚人群的1.23倍,而離婚/喪偶人群吸煙行為發生比是未婚人群的1.63倍。社會經濟狀況方面,在控制其他變量條件下,與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人群相比,大學本科人群的吸煙行為發生比下降41%,碩士及以上人群吸煙行為發生比下降76%;職業地位越高,吸煙行為越少;健康狀況因素方面,心理狀況、自感健康狀況以及健康變化情況越好的人越傾向于吸煙,即對自身健康狀況的樂觀程度越高;與健康人群相比,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吸煙行為發生比下降40%,而鍛煉頻率越高的人吸煙行為發生的概率越低。

          表3 社會資本視角下居民吸煙行為影響因素研究Logit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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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CFPS 2016年調查數據,結果表明,我國居民吸煙率為29.54%,高于2015年全國成人煙草調查報道的結果(27.70%)[11];其中,男性吸煙率為55.05%,與2015年相比有所增長(52.10%);女性吸煙率為2.58%,與2015年相比有所下降(2.70%)。但與實現《“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控煙目標“2030年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下降至20%”仍有較大差距。

          3.1、 社會資本與吸煙行為顯著相關

          社會資本被認為是健康的一個重要社會決定因素,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社會資本受到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領域的廣泛關注[12]。大量研究表明,社會資本與健康行為和健康結果息息相關,包括吸煙、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等[13],國外學者早在2003年就開始對社會資本與吸煙進行研究,并提出控制煙草流行的MPOWER綜合戰略[9],但不同維度測量下的社會資本對吸煙行為的影響尚不一致。DeClercq等[14]在對佛蘭德斯的社區調研時發現社會信任和社會參與與經常性吸煙呈負相關,這與Patterson等[15]和Afifi等[16]的研究結果相同;然而,從社會網絡的角度衡量社會資本時,以往學者得出社會資本對吸煙行為有促進作用的結論[17]。本研究表明,以社會互惠、社會公平認同和社會參與衡量的社會資本對吸煙行為有促進作用,而以社會網絡衡量的社會資本會抑制吸煙行為的發生。

          3.2、 社會資本通過多種途徑影響居民吸煙行為

          本研究發現,社會互惠促進吸煙行為的產生,社會互惠程度高的人群吸煙行為發生率是社會互惠程度較低人群的1.14倍,這與我國國情相符,如在請鄰居幫忙時會產生“遞煙文化”,人們會用香煙來表示感謝;經常感嘆社會不公的人群吸煙的可能性越大,他們可能會通過吸煙來排解內心的不公平感。王江蓉和張拓紅[18]在對社會公平認同與健康的關系進行分析時也得出相似結論;社會參與程度越高的個人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也相應產生更大概率的吸煙行為。然而,在當今健康為主的社會環境下,身處社會網絡中的人也可能會以共同尋求健康的方式進行社交,例如以喝茶代替飲酒,組織成員之間也會相互影響減少不健康行為的發生,降低吸煙的概率。

          3.3、 健康意識與吸煙行為息息相關

          本研究發現,健康意識與吸煙行為呈負相關關系。學歷或職業地位越高的人群越能意識到吸煙行為帶給身體的危害,會有意識地減少吸煙的概率;慢性病患者以及進行體育鍛煉等實行自我健康管理的人群,同樣也會減少吸煙的概率來提高自身健康狀況。但與之相反,心理狀況、自感健康狀況以及健康變化情況越好的人越傾向于吸煙,即對自身健康狀況的樂觀程度越高,吸煙行為的可能性越大。

          4 、對策及建議

          為改善我國關系型社會背景下吸煙率居高不下的現狀,應當將社會資本因素納入控煙政策進行考量,使得控煙政策更具針對性。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4.1、 營造和諧社會環境,提高社會公平認同感

          各級政府可利用官方公眾號報道社會正能量事件,打擊散布謠言、損害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的行為,對居民反映社會不良風氣的情況進行查證,及時處理,展現當下安全互信、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加強對吸煙人群的心理疏導,提高我國居民的社會公平認同感,緩解社會矛盾,降低居民的吸煙概率。

          4.2 、發揮團體成員在群體控煙中的作用,提高社會支持力度

          在進行組織活動時,團體成員之間應當相互影響,有意識地互相提醒,鼓勵領導干部、醫務人員和教師發揮控煙引領作用,降低吸煙的概率。以往研究指出,低文化程度、低健康意識和缺乏社會支持的居民,更容易出現吸煙行為[19]。目前我國現有控煙條例僅對衛生計生機構的職工提供專業戒煙幫助[20],應加大范圍,以居委會或村委會作為基層組織單位,有意識地關注吸煙人群,并提供專業戒煙干預以及更多社會支持,如社區戒煙門診、健康教育講座等,最終降低居民吸煙率。

          4.3、 發揮新媒體在控煙宣傳中的作用,提高居民健康意識

          在當下新媒體高速發展的時代,可以通過多角度的宣傳教育模式,如新媒體短視頻等弱化我國現有的“遞煙文化”,倡導以健康的方式進行社交。各級政府可以以提供獎勵的方式征集戒煙、控煙等主題的短視頻宣傳教育材料,在易發生吸煙行為的場所進行滾動播放,以提高居民減少吸煙行為的意識。除此之外,可以通過微博、公眾號等平臺定期推送健康科普知識,促使居民加強體育鍛煉,提高全民健康素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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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天津中醫藥大學
        原文出處:陸文靜,秦洋,劉彩.社會資本視角下居民吸煙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社會醫學雜志,2021,38(04):39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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